●把勤政廉政的官员选出来用起来，让尸位素餐的官员没面子丢位子，才能营造官得其人、人尽其才的良好氛围。如此，受益的是百姓，赢得的是民心。
朝廷政治清明，官员贪腐者极少，社会安定祥和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就连犯罪率也降到了历史低位……这是史书对“贞观之治”的描述，当时的一些历史掌故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成就“贞观之治”的因素很多，国家对官吏进行严格考核就是其中重要一点。
唐初的官吏考核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那就是唐太宗本人率先垂范，中央政府极为重视。在唐太宗看来，治理百姓安天下，必须要用好都督、刺史，他将这些人的名字书写在屏风上，坐卧都留心观看，在得知他们任职期间的善恶事迹后，便标注在各自的名下，以备升迁或降职时参考。另外，他认为县令离百姓最近，不可不慎加选择。唐太宗曾说，为官职选择人才，不可以苟且将就；用一个正人君子，就会群贤毕至；用一个奸人佞臣，卑劣小人就会挤破门。当时，朝廷在吏部设专司官吏考核的考功司，还要选京官中德高望重的两人，分别检校考核结果。
在考核程序方面，唐朝的官吏考核制度力求公开公正，让被考核者心悦诚服。《新唐书》中记载：“凡居官必四考。”即，官员任期内都需要经过多次政绩考核，每年一小考，四年一大考。其中，每年小考，以评定等级；四年大考，以决定升降赏罚。首先，由中央和地方长官对下属官员进行考核，将功过德才详细登记在案；考核意见由长官向被考核者宣读，被考核者可以提出异议；考核意见无异议的，写入簿册，上报至尚书省。同时，尚书省也把各地监察官所收集的官员考核材料一并汇总，交给考功司。此外，尚书省所属各司也在本职规定的范围内，把地方刺史、县令等人的治绩汇总，报送考功司。最后的考核由考功司官员进行。考核等级评定后，被考核者是中央和地方长官的，要将其名字、等级公开张挂于朝门之上三日；县一级被考核者的名字、等级则送到州郡予以公布。如所定等级有不当之处，被考核者可以申诉，申诉属实可作更改；如不符实则降低其等级，以示惩罚。
不难发现，这样考核的一大优势，就是官员的考核信息来自于多个渠道。面对如此多的信息源，官员要想得到好的评价，就必须将功夫下在平时，很难临时抱佛脚、蒙混过关。而且，除了作为考核基本内容的德义有闻、清慎明著、公平可称、恪勤匪懈等“四善”外，朝廷还会作出一些特殊要求，如根据各部门具体工作而制定的“二十七最”等，这就使得考核更加具有针对性。考核人员根据被考核者的考绩优劣以及所得“善”“最”的数量，区别为九等，其中清谨勤公为上，执事无私为中，不勤其职为下，贪浊有状为下下。列为中等以上的可升官加禄，列为中等以下的就要降级罚禄，情节严重的还会被罢官。
此外，还有一种特殊考核，即由中央派员巡察各地。《新唐书》中有相关记载：一次是贞观八年（公元634年），唐太宗派遣李靖、萧瑀等13人为“诸道黜陟大使”，巡察天下。他们的职责任务包括：考察州县官吏贤能与否，了解民间困难疾苦，对贫穷者施以赈济，选拔怀才不遇者，等等。另一次是贞观二十年（公元646年），唐太宗派遣孙伏伽等22人“以六条巡察四方，黜陟官吏”，主要任务是考察各地官员的廉洁状况，对其进行赏罚……面对这种机动灵活的巡察制度，面对随时可能出鞘的“尚方宝剑”，各地官员哪还敢不尽职尽责！
“官得其人，民去叹愁、就妥安。”对官员严格考核，使其时刻感到压力，感到不自在不舒服，进而将考核压力转化为勤政动力，老百姓的舒心事、获得感自然会多一些。把勤政廉政的官员选出来用起来，让尸位素餐的官员没面子丢位子，才能营造官得其人、人尽其才的良好氛围。如此，受益的是百姓，赢得的是民心。（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报）
●把勤政廉政的官员选出来用起来，让尸位素餐的官员没面子丢位子，才能营造官得其人、人尽其才的良好氛围。如此，受益的是百姓，赢得的是民心。
朝廷政治清明，官员贪腐者极少，社会安定祥和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就连犯罪率也降到了历史低位……这是史书对“贞观之治”的描述，当时的一些历史掌故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成就“贞观之治”的因素很多，国家对官吏进行严格考核就是其中重要一点。
唐初的官吏考核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那就是唐太宗本人率先垂范，中央政府极为重视。在唐太宗看来，治理百姓安天下，必须要用好都督、刺史，他将这些人的名字书写在屏风上，坐卧都留心观看，在得知他们任职期间的善恶事迹后，便标注在各自的名下，以备升迁或降职时参考。另外，他认为县令离百姓最近，不可不慎加选择。唐太宗曾说，为官职选择人才，不可以苟且将就；用一个正人君子，就会群贤毕至；用一个奸人佞臣，卑劣小人就会挤破门。当时，朝廷在吏部设专司官吏考核的考功司，还要选京官中德高望重的两人，分别检校考核结果。
在考核程序方面，唐朝的官吏考核制度力求公开公正，让被考核者心悦诚服。《新唐书》中记载：“凡居官必四考。”即，官员任期内都需要经过多次政绩考核，每年一小考，四年一大考。其中，每年小考，以评定等级；四年大考，以决定升降赏罚。首先，由中央和地方长官对下属官员进行考核，将功过德才详细登记在案；考核意见由长官向被考核者宣读，被考核者可以提出异议；考核意见无异议的，写入簿册，上报至尚书省。同时，尚书省也把各地监察官所收集的官员考核材料一并汇总，交给考功司。此外，尚书省所属各司也在本职规定的范围内，把地方刺史、县令等人的治绩汇总，报送考功司。最后的考核由考功司官员进行。考核等级评定后，被考核者是中央和地方长官的，要将其名字、等级公开张挂于朝门之上三日；县一级被考核者的名字、等级则送到州郡予以公布。如所定等级有不当之处，被考核者可以申诉，申诉属实可作更改；如不符实则降低其等级，以示惩罚。
不难发现，这样考核的一大优势，就是官员的考核信息来自于多个渠道。面对如此多的信息源，官员要想得到好的评价，就必须将功夫下在平时，很难临时抱佛脚、蒙混过关。而且，除了作为考核基本内容的德义有闻、清慎明著、公平可称、恪勤匪懈等“四善”外，朝廷还会作出一些特殊要求，如根据各部门具体工作而制定的“二十七最”等，这就使得考核更加具有针对性。考核人员根据被考核者的考绩优劣以及所得“善”“最”的数量，区别为九等，其中清谨勤公为上，执事无私为中，不勤其职为下，贪浊有状为下下。列为中等以上的可升官加禄，列为中等以下的就要降级罚禄，情节严重的还会被罢官。
此外，还有一种特殊考核，即由中央派员巡察各地。《新唐书》中有相关记载：一次是贞观八年（公元634年），唐太宗派遣李靖、萧瑀等13人为“诸道黜陟大使”，巡察天下。他们的职责任务包括：考察州县官吏贤能与否，了解民间困难疾苦，对贫穷者施以赈济，选拔怀才不遇者，等等。另一次是贞观二十年（公元646年），唐太宗派遣孙伏伽等22人“以六条巡察四方，黜陟官吏”，主要任务是考察各地官员的廉洁状况，对其进行赏罚……面对这种机动灵活的巡察制度，面对随时可能出鞘的“尚方宝剑”，各地官员哪还敢不尽职尽责！
“官得其人，民去叹愁、就妥安。”对官员严格考核，使其时刻感到压力，感到不自在不舒服，进而将考核压力转化为勤政动力，老百姓的舒心事、获得感自然会多一些。把勤政廉政的官员选出来用起来，让尸位素餐的官员没面子丢位子，才能营造官得其人、人尽其才的良好氛围。如此，受益的是百姓，赢得的是民心。（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报）
●把勤政廉政的官员选出来用起来，让尸位素餐的官员没面子丢位子，才能营造官得其人、人尽其才的良好氛围。如此，受益的是百姓，赢得的是民心。
朝廷政治清明，官员贪腐者极少，社会安定祥和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就连犯罪率也降到了历史低位……这是史书对“贞观之治”的描述，当时的一些历史掌故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成就“贞观之治”的因素很多，国家对官吏进行严格考核就是其中重要一点。
唐初的官吏考核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那就是唐太宗本人率先垂范，中央政府极为重视。在唐太宗看来，治理百姓安天下，必须要用好都督、刺史，他将这些人的名字书写在屏风上，坐卧都留心观看，在得知他们任职期间的善恶事迹后，便标注在各自的名下，以备升迁或降职时参考。另外，他认为县令离百姓最近，不可不慎加选择。唐太宗曾说，为官职选择人才，不可以苟且将就；用一个正人君子，就会群贤毕至；用一个奸人佞臣，卑劣小人就会挤破门。当时，朝廷在吏部设专司官吏考核的考功司，还要选京官中德高望重的两人，分别检校考核结果。
在考核程序方面，唐朝的官吏考核制度力求公开公正，让被考核者心悦诚服。《新唐书》中记载：“凡居官必四考。”即，官员任期内都需要经过多次政绩考核，每年一小考，四年一大考。其中，每年小考，以评定等级；四年大考，以决定升降赏罚。首先，由中央和地方长官对下属官员进行考核，将功过德才详细登记在案；考核意见由长官向被考核者宣读，被考核者可以提出异议；考核意见无异议的，写入簿册，上报至尚书省。同时，尚书省也把各地监察官所收集的官员考核材料一并汇总，交给考功司。此外，尚书省所属各司也在本职规定的范围内，把地方刺史、县令等人的治绩汇总，报送考功司。最后的考核由考功司官员进行。考核等级评定后，被考核者是中央和地方长官的，要将其名字、等级公开张挂于朝门之上三日；县一级被考核者的名字、等级则送到州郡予以公布。如所定等级有不当之处，被考核者可以申诉，申诉属实可作更改；如不符实则降低其等级，以示惩罚。
不难发现，这样考核的一大优势，就是官员的考核信息来自于多个渠道。面对如此多的信息源，官员要想得到好的评价，就必须将功夫下在平时，很难临时抱佛脚、蒙混过关。而且，除了作为考核基本内容的德义有闻、清慎明著、公平可称、恪勤匪懈等“四善”外，朝廷还会作出一些特殊要求，如根据各部门具体工作而制定的“二十七最”等，这就使得考核更加具有针对性。考核人员根据被考核者的考绩优劣以及所得“善”“最”的数量，区别为九等，其中清谨勤公为上，执事无私为中，不勤其职为下，贪浊有状为下下。列为中等以上的可升官加禄，列为中等以下的就要降级罚禄，情节严重的还会被罢官。
此外，还有一种特殊考核，即由中央派员巡察各地。《新唐书》中有相关记载：一次是贞观八年（公元634年），唐太宗派遣李靖、萧瑀等13人为“诸道黜陟大使”，巡察天下。他们的职责任务包括：考察州县官吏贤能与否，了解民间困难疾苦，对贫穷者施以赈济，选拔怀才不遇者，等等。另一次是贞观二十年（公元646年），唐太宗派遣孙伏伽等22人“以六条巡察四方，黜陟官吏”，主要任务是考察各地官员的廉洁状况，对其进行赏罚……面对这种机动灵活的巡察制度，面对随时可能出鞘的“尚方宝剑”，各地官员哪还敢不尽职尽责！
“官得其人，民去叹愁、就妥安。”对官员严格考核，使其时刻感到压力，感到不自在不舒服，进而将考核压力转化为勤政动力，老百姓的舒心事、获得感自然会多一些。把勤政廉政的官员选出来用起来，让尸位素餐的官员没面子丢位子，才能营造官得其人、人尽其才的良好氛围。如此，受益的是百姓，赢得的是民心。